假如是年轻人想赌一把，还有情可原，那么到了“职业生涯”晚期的人还在夜场坚守的话，恐怕也只能用坚持理想来诠释了。因为，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职业可供选择。
10月14日20时许，义耕一间地下室门前，酒吧老板杨小驴和他的女友拉开了铁栅栏，点亮了门灯，迎接他们的新的一天。
杨小驴给记者拿了啤酒，自己端着保温杯喝茶水，有一搭无一搭地回答记者的问题，并时不时地往门口瞄一眼，看看有没有客人。她的女友美伢则坐在他的旁边，认真地玩着手机游戏《天天爱消除》。
杨小驴今年29岁，虽然有自己的生意，但他仍然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吉他手。
十多年前，杨小驴去北京闯荡了一番，工作和音乐无关，“北京像我这样的吉他手遍地都是，干音乐得饿死，逮啥干啥呗！但我放不下音乐，就回来了。”
当天，天气很冷，将近22时，仍然没有一个客人进门。
见此情景，杨小驴到吧台搬了一箱雪花清爽，顺便把美伢的充电宝也带过来了，此时美伢玩的游戏已经换成了《节奏大师》。
与记者熟悉之后，杨小驴开始变得“健谈”：“从北京回来时我十八九岁，白天教小孩子弹琴，晚上和一个键盘手跑夜场。从下午六点开始，第一个活儿是西餐，干一个半小时，拿到钱后赶紧收件儿打车往烧烤店跑，得在八点之前到才行。在烧烤店干一个小时，也是五十块钱，然后去酒吧，一直干到半夜十一点，还是五十块钱。”
杨小驴的酒量很好，“在夜场演出，喝酒是避免不了的。因为客人觉得你行，就会给你上酒，而这酒是必须要干掉的，不然客人会觉得你不给他面子，老板也会觉得你不懂事儿，这个场子你就没法干了。”从业十年来，杨小驴的酒量伴随着手艺一起猛涨。
只要表演，他们就快乐了，与别人无关。
跑了七八年的场子，杨小驴租了间地下室，撑起了自己的场子，“别的不会干，也不喜欢，我只跟着音乐走。”店面支起来后，他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把一万多块钱的电吉他。以前乐队的成员都“上岸”了，他一直坚持着不停地招募新队员。即使新人玩得很“垃圾”，他也耐心地指导，带着他们在自己的场子里演出。也正是因此，很多歌手都喜欢在杨小驴的场子里干活儿，因为老板不仅懂行，还和他们一样有共同的理想。
第二箱清爽端上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次日2时，美伢早已经关掉门灯，趴在旁边的桌上睡着了。整整一晚，酒吧就来了记者一个“客人”。
杨小驴酒吧的酒和简餐价格非常低，因为他知道喜欢摇滚的人大多不富裕。酒吧的收入因此也变得很低，美伢不得不白天上班，晚上陪他看店。
杨小驴也清楚，成为大牌吉他手对他来说基本没什么可能了，他也想过要离开夜场，但每次想过之后他都留了下来。或许，他就是为音乐、为吉他而生的吧。
像杨小驴这样坚守在夜场的人大有人在，比如楠楠。
27岁的楠楠来自齐齐哈尔，从八百垧的洗浴到酒吧街的著名酒吧，她也跳了十年了，心里的杨丽萍之梦早都碎了。
楠楠之前的男友，一个因为时间缺少交集而分手，另一个因为对她缺乏理解和信任而分手。楠楠很伤心，但她从没有想过要放弃夜场。
假如楠楠现在退出夜场开个小店的话，她的条件在世俗的评价标准下也还是不错的——自己有房有生意，身材长相都挺好的，多年的夜场经历使她比同龄女性成熟，性格也好，找个男友还是件很轻松的事情。
楠楠总说，等到遇到了合适的人嫁出去，她就不跳了。实际上呢，就连记者都能猜出来，她是放不下那块属于她的舞台。
记者曾试图让圈里人估计一下大庆能有多少个夜场工作者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说，或者也说不准——夜场工作者的流动性太大，今天在这家，明天没准就换地方了，并且，总有新人加入，总有旧人退出，就算是约数也没有方向。
后记
给理想留些空间
一直以来，人们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夜晚的，就连在小说《倾城之恋》里，张爱玲也是让白流苏在深夜里接受的范柳元。大多数人也因此对夜场以及夜场工作者或敬而远之，或嗤之以鼻。
但无论大家如何抵触，夜场和夜场工作者在大庆已经以一种文化品类的形式存在了，我们也有必要把他们的生存状态介绍给大家，让大家了解夜场工作者都在做些什么。
毋庸置疑，夜场中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和谐景象，也有不自律的夜场工作者在夜色中迷失。但，请不要否定所有的夜场工作者，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为了理想或者为了生计而工作的。夜场的门槛极低，任何人都可以去尝试，夜场工作者的压力有多大，不是旁观者能够理解的。或许，大家应该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尊重，因为他们能在夜场存活下来，就代表他们是强者。给强者一些掌声，谁会吝惜呢？给苦苦追逐理想的人一些空间，谁会拒绝呢？
人们常用“不夜城”去形容一个城市的繁华，但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，如今“不夜城”里更多的其实是文化消费。夜场的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成熟。夜场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社会可以对夜场和夜场工作者不理解，但应该包容他们。
另外，夜场工作者们，别人的不理解，并不是看低自己的理由，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，理想只会越来越近！